孔子與《易傳》

孔子誕辰

  《易傳》中的道德形上學體系
    道德存在的形上學依據(jù)
    孔子一生關注倫理道德，這一點，古今學術界少有異辭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盡管《易傳》中充滿了類似“君子以……”的道德訓誡，《易傳》的真正用意卻不在重復這些“古之遺言”，而是為道德確立堅實的形上學基礎。對此，“廣大悉備”的易道似乎給出了天然的答案：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陳，貴賤位矣。動靜有常，剛柔斷矣。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，吉兇生矣。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變化見矣。是故剛柔相摩，八卦相蕩，鼓之以雷霆，潤之以風雨，日月運行，一寒一暑。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乾知大始，坤作成物。乾以易知，坤以簡能。易則易知，簡則易從。易知則有親，易從則有功。有親則可久，有功則可大�？删脛t賢人之德，可大則賢人之業(yè)。（《系辭上》） 

    可以看出，在“剛柔相摩”、“動靜有常”的易道演化之中，人類的道德現(xiàn)象（賢人之德）只是其中合乎規(guī)律的一個環(huán)節(jié)，是順應乾坤之道的當然呈現(xiàn)現(xiàn)�！兑讉鳌酚种^：易之為書也，廣大悉備。有天道焉，有地道焉，兼三才而兩之，故六。

    可見，道德作為人道中事，本身就是易道的一部分，它存在的正當性的依據(jù)不在其自身，而在于更高層次的天地之道——易道。“生生之謂易”，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，作為易道演化的表現(xiàn)，從本質上說，道德的動力來源于天地大德——生生處息的功能。

    這一認識也表現(xiàn)在《序卦傳》對六十四卦排列順序的哲理化解釋上�！吨芤住分械募獌簇韵缶�是作為易道演化的結果自然地生成出來的。吉類的如：“履而泰然后安，故受之以《泰》”、“有大而能謙必豫，故受之以《豫》”、“物不可以終止，故受之以《漸》”。兇類的如：“進必有所傷，故受之以《明夷》”、“家道窮必乖，故受之以《睽》”、“物不可以終通，故受之以《否》”。報有吉兇都是易道演化的一環(huán)，都是易疲乏規(guī)律的表現(xiàn)，這一點，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。“是故天生神物，圣人則之，天地變化，圣人效之。天垂象，見吉兇，圣人象之。河出圖，洛出書，圣人則之。”即使是圣人，在易疲乏面前，也只能是“則之”、“效之”、“象之”，這也是圣人之所以為圣人的根本原因。反之，如果是圣人立道，天地則之，則顯然荒謬，不能成立。這正充分說明了人的局限性，人并不擁有道德的最終立法權，這個權力只能不自超越人類的易道，來自其表現(xiàn)出的和生不息的功能。

    《易傳》還證明道德具有永恒的特點，它永不消失，萬古長存。這自然也是易道的特點決定的：乾坤其易之蘊邪？乾坤成列，而易立乎其中矣。乾坤毀，則無以見易，易不可見，則乾坤或幾乎息矣。（《系辭上》）

    意思是，易道作為大道，天地萬物是它的表現(xiàn)形式。如果天地萬物不存在了，也就無從認識易道了。反之，如果易道不存在，那就只有一種情況——乾坤運行停止，萬物消失。正反兩方面說的是同一個意思，即強調易疲乏與天地共在的永恒性。于是，合乎邏輯的認識就是，體現(xiàn)了易疲乏的人類道德也與易疲乏一樣，與天地共存，永恒不滅，萬古如斯。這樣，道德就成了絕對的律令，人類只能嚴格屬守，它的至高無上性和永恒性都是不容置疑的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孔子將人類道德的存在依據(jù)歸結于形而上的易道，絲毫沒有損害人性的高貴、削弱人的道義自信。相反，為矢志投身于“仁義”之域的儒者，提供了無限的道德勇氣和絕對的自信。因為，他們的道德實踐體現(xiàn)的乃是宇宙間最高的真理。惟如此，他們的生命才獲得了莫大的價值，才是尊貴和偉大的。

孔子誕辰儀式

    盡性至命——對道德功利論的超越

    《易經(jīng)》作為卜筮之書，它的主要功能就是預卜事物的吉兇悔吝。如果我們細玩經(jīng)文，就會發(fā)現(xiàn)，經(jīng)文中表現(xiàn)的價值觀相當中立，基本上沒有從道德標準來看待吉兇。否則，就不會有《觀》之初六的“童觀，小人無咎，君了吝”，《否》之六二的“包承，小人吉，大人否亨”，《大壯》之九三的“小人用壯，君子用罔”。以道德根源來解釋《周易》占卜結果，應當是周代禮樂文明大興之后的事。除上文所引的《左傳》襄公九年穆姜的話以外，還有昭公十四年的記載：

     曰黃裳，元吉。以為大吉也。示子服惠伯，曰即欲有事，何如？惠伯曰：“吉嘗學此矣。忠信之事則可，不然必敗。且夫《易》不可以占險。”

    充分說明，以道德定吉兇已成了當時的共識。周人的這一認識傳統(tǒng)在孔子的《易傳》中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繼承。但嚴酷的現(xiàn)實，一生的遭遇，不允許孔子簡單地停留在道德決定吉兇的認識水平上。事實上，道德與否并非總是與結果的吉兇有著必然的聯(lián)系，這理論常常遭到來自生活的尖銳質疑。以孔子行跡論，拋開政治上的挫折、失意，一生中頻遭大難，其最顯著者有：流亡其間，與弟子習禮于樹下，宋司以桓  欲殺之；過蒲，蒲人止之，弟子公良孺舍死相斗，方免；遷蔡大夫，派人圍困孔子于陳，不得行，絕糧，從者病，莫能興（均見《史記孔子世家》）。最后一次的蔡地絕糧事件，甚至在弟子中造成了信仰危機。盡管當時孔子處變不驚，“講誦弦歌不衰”，一向質直粗豪的子路仍忍不住有種被命運捉弄的感覺，“慍見（孔子）曰：‘君子亦有窮乎？’”意即，您平素教導我們行仁義定會有好報，現(xiàn)在到了這步田地，該怎么解釋呢？另一高足子貢也勃然變色，表示困惑，以至于勸孔子降低追求的標準，以求為世所容�？吹饺旱茏佣嘤胁粷M之色，孔子問子路：“吾道非耶？吾何為于此？”意在探問子路是否動搖了道德信仰。果然，子路的回應似問似答，充滿了因惑：“意者事未仁耶？人這不我信也。意者吾未知耶？人之不我行也。”意思是，還是我們道德修養(yǎng)上有缺欠，要不怎么會處于這樣不利的境遇呢？似惑實怨。孔子的回答意味深長：“有是乎！由，譬使仁者而必信，安有伯夷、叔齊？使智者有必物，安有王子比干？”指出，遭遇因頓的原因并不在于道德修養(yǎng)的程度不夠，以伯夷、叔齊為例，說明仁不必信，以比干為例，說明行不必果。也即是說，仁義之士并不一定“吉，無不利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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