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對取名注意事項觀點

    自古以來，人們就非常重視取名。古代賢哲尹文子說過：形以定名，名以定事，事以驗名。這就是說，觀察辨別事物、人物必先定名而后才可以成事。荀子也曾說：“名有固善，徑易而不拂，謂之善名。”意思是說：名有完善之名，平易好懂而不被人誤解之名，可以說是好名。為了起一個好名，年輕的父母總要翻開厚厚的辭海、辭源，搜腸刮肚，絞盡腦汁，試圖為自己的寶貝起個好名字，正如近代資產(chǎn)階級啟蒙思想家嚴(yán)復(fù)所說：“一名之立，旬月踟躕”。在一定的社會環(huán)境下，名字甚至可以決定人的前途和命運。清代同治七年，時逢全國科舉考試，江蘇考生王國鈞，名列前茅，榮幸參加殿試，本為一等，因慈禧太后見他的名字與“亡國君”諧音，大為不滿，馬上下旨降為殿試三等。王國鈞被發(fā)往安徽任知縣，又被議改任教職，在山陽縣任教官20年，才以才干卓著被選任云南某縣令，未上任便去世。清代光緒三十年，直隸人劉春霖參加科考名列進士三甲末等，因其名“春霖”有春雨之意，再加其姓與“留”諧音，很受慈禧太后青睞，她認(rèn)為此人名字吉祥，符合自己恩澤永垂的心境，便下旨將劉春霖拔為甲等第一，成為清代最后一名狀元。
　　唐代詩人李賀，也因受父親名字的牽連而身受其害。才華橫溢的李賀在準(zhǔn)備參加全國大考之時，有人詆毀他，說李賀的父親名晉肅，而“晉”與進士的“進”同音，是犯諱的。李賀遂不敢去應(yīng)試。更為慘烈的是，清代雍正年間的禮部侍郎查嗣庭，僅因牽涉帝王之名，終至家破人亡，慘不忍睹。他出任江西考官，取《詩經(jīng)》中“維民所止”一句為科考試題，竟被人誣為心懷叵測，暗示雍正要被砍頭，其根據(jù)就是“維”字為“雍”字去掉頭，而“止”字為“正”字去掉頭。最后不僅自己病死獄中，而且慘遭屠尸梟首。雖然這都是在封建社會中與嚴(yán)格的等級制度有著密切的關(guān)系，但也足以見名字對于一個人的重要性。要取好名，首先要名正，名正才能言順。宋代大名士蘇洵，曾為其兄正名而專門寫下一篇典范之作，題目是《仲兄字文甫說》。蘇洵的仲兄（二哥）名叫蘇渙，字公群。蘇洵讀《易經(jīng)》之后認(rèn)為仲兄之名字不妥，建議用“文甫”來取代“公群”。蘇洵在文章中論述人生哲理，傾注了他的人生信念，是一篇筆力雄健的正名之作。
　　如果名字不正，言傳則不順，有時還會留下笑柄，貽笑大方。明朝熹宗時大宦官魏忠賢，本是一個無賴，原名李進忠，事奉宦官魏朝而改名。他與熹宗的奶媽客氏私通，因客氏之故而得熹宗信任，漸掌朝政。他廣結(jié)羽翼，遍置死黨，朝中排斥打擊正直忠臣，朝外壓迫東林名士。媚事者竟拜伏呼他為“九千歲”，各地督撫為他建生祠以祀。這樣一個大奸賊，既不忠，又不賢，最后落下一個千古罵名。因為魏與未同音，魏忠賢豈能有好下場。南宋大奸臣秦檜，字會之。秦檜為人陰險，本性殘忍，喜好諛言，大肆迫害忠良，冤案不可勝數(shù)，其中以陷害岳飛等最為昭彰。其所作所為，正好與他的名“檜”相吻合，“檜”是一種刺柏，渾身是刺，到處刺人。
　　雖然好名配好人不是絕對的，但我們要力求名正言順，正如儒雅風(fēng)流的蘇東坡所說，“世間惟名實不可欺”。現(xiàn)在，我國獨生子女家庭中年輕的父母們?yōu)榱撕⒆雍晖緹o量，飛黃騰達，在名字上就開始苦思冥想、引經(jīng)據(jù)典了。一個好的名字，蘊含著一種期望。
　　名正是金。有了正名的意識，便可以取好名。何謂好名，雖然“見仁見智”，但有一點是大家共識的，那就是名字作為社會交往的工具，要接受社會實踐的檢驗。名字不僅僅是自我評價問題，還有一個他人審美、社會評價的問題。根植于中國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的名稱，符合中國人的心理需求，是中國人的審美情趣與民族認(rèn)同的反映。我們應(yīng)力求做到人如其名，名以正人。
　　古人剛生下不久就有了名，長大以后要取字，兩者相連，通稱名字。關(guān)于二者的作用，清朝人王應(yīng)奎曾說：“古者名以正體，字以表德。”意思是說，名是用來區(qū)分彼此的，字則是表示德行的。二者性質(zhì)不同，用途也不大一樣。一般說來，古時候，名是階段性的稱呼，小時候稱小名，大了叫大名。等有了字，名就成了應(yīng)該避諱的東西，相稱時也只能稱字而不稱名。
　　名與字在多數(shù)情況下共同構(gòu)成一個人的代號，盡管用途不盡相同，二者之間還是有聯(lián)系的。古人大多因名取字，名與字內(nèi)容毫不相干的情況幾乎見不到。
　　古人除有名、字外，又多取號以代替名字。號是一種固定的別名，又稱“別號”。早在周朝時，人們就已經(jīng)開始取號。對此，《周禮》解釋說，號為“尊其名更為美稱焉”，意思是說，號是人在名、字之外的尊稱或美稱。早期的號具有這一特點，有號的人多是那些圣賢雅士。如老子別號廣成子、范蠡別號鴟夷子皮等。先秦時期有名字又有號的人并不太多，至秦漢魏晉南北朝時，取號的人仍不很多，名載史籍者僅有陶潛別名五柳先生、葛洪別號抱樸子等數(shù)人。但是，到了隋唐時期，伴隨著封建國家的強盛和文化的高度發(fā)達，在名、字之外另取別號的人也逐漸多了起來。如李白號青蓮居士、杜甫號少陵野老、白居易號香山居士，皆屬此類。到了宋代，取號之風(fēng)又有進一步的發(fā)展。人們熟知的《水滸傳》108將個個都有別號，正是代表著當(dāng)時的社會風(fēng)氣。明清人更把取號視為一種時髦，上至皇帝，下至一般黎民百姓，幾乎人人有號。正如清人凌楊藻在《蠡勺編》一書中記載的那樣，其時“閭市村壟，嵬人瑣夫，不識字者莫不有號，兼之庸鄙狂怪，松蘭泉石，一坐百犯；又兄‘山’弟則必‘水’，伯‘松’則仲必‘竹’，不尤大可笑也哉。近聞婦人亦有之，向見人稱‘冰壺老拙’，乃嫠媼也”。甚至一些落草為寇的盜賊也有別號。如上述書中舉了一個縣官審案的例子，就十分能說明問題。這一例子說，一位縣官在審理一樁竊案時，責(zé)難犯人為自己開脫罪責(zé)，犯人突然說道：“守愚不敢。”縣官不解其意，一問左右，才知道是犯人在自稱別號。
　　在用字上，取號與取名、字不同，大多不受字?jǐn)?shù)多少的限制。從已知的歷代別號來看，有2字號，也有3字、4字號，甚至還有10余字、20余字的別號。如清代畫家鄭板橋的別號就有12字，即“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”。至于宗教界的一位叫釋成果的法師，別號的字竟達28個之多，即“萬里行腳僧小佛山長統(tǒng)理天下名山風(fēng)月事兼理仙鶴糧餉不醒鄉(xiāng)侯”。一個人的別號竟然用了近30個字，真可謂古今一大奇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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